“从‘先定一个小目标，赚一个亿’到被限制乘坐飞机头等舱”，9 月 28 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一则公告，让 71 岁的王健林再度站上舆论风口。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9 月 26 日签发的限制消费令显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健林，因涉及 1.86 亿元的强制执行案件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这不是万达首次陷入司法风波 —— 截至目前，集团累计被执行总金额已突破 52.6 亿元，股权冻结规模达 94 亿元，而背后 6000 亿元的债务大山，正将这家昔日地产巨头推向生死边缘。
一、骤变：从首富到 “限高名单” 上的常客
9 月 28 日清晨，“王健林被限制高消费” 的话题迅速冲上热搜。天眼查数据显示，此次限高源于武汉楚河汉街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的相关纠纷，万达地产集团、武汉万达文旅置业等关联企业法定代表人均同步被限。这已是万达系年内第二次遭遇限高冲击：7 月，万达商管及其法定代表人张春远就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被限制高消费，短短三个月，风险从子公司蔓延至集团核心与创始人本人。
“这不是突发状况，而是债务危机的必然爆发。” 一位长期跟踪万达的分析师指出。事件曝光前，王健林的公开露面还停留在 8 月底 —— 他在克拉玛依考察文旅项目时，仍在为万达的转型造势，但彼时北京金融法院已新增对万达的 4 亿元执行案件，集团资金链紧张的信号早已显现。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王健林被限高的消息传开时，网传其子王思聪正在新加坡度假入住豪华酒店，这种鲜明对比，更凸显出这位昔日首富的落差时刻。而对万达而言，限高令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影响：尽管万达内部人士解释 “系下属公司纠纷导致，或因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并强调 “双方一直在协商解决”，但市场信心已遭遇重创 ——9 月 28 日，与万达关联的多只债券价格波动加剧，部分短期债券收益率跳升逾 0.5 个百分点。
二、根源：压垮万达的 “三把夺命剑”
王健林的限高令，不过是万达债务危机的冰山一角。梳理公开数据可见，这家企业的困境源于三重矛盾的长期积累，最终形成无法拆解的死局。
1. 对赌协议：400 亿回购款的致命枷锁
2016 年万达商业从港股退市时，王健林签下的对赌协议，成为压垮骆驼的第一根稻草。协议约定，若 2018 年未能完成 A 股上市，万达需向投资者支付 400 亿港元回购款。四次上市失败后，这笔款项叠加利息持续滚雪球；2018 年引入腾讯等战投时，新的对赌协议再添 300 亿元债务，仅回购压力就耗尽了万达的现金流储备。
2. 资产贬值：“现金牛” 变 “吞金兽”
房地产下行与电商冲击的双重打击，让万达的核心资产迅速贬值。曾经作为 “摇钱树” 的万达广场，2024 年单店租金增速不足 5%，远低于 10% 左右的债务利息率，靠收租还债已成奢望。长白山等文旅项目年亏损超 4 亿元，130 座自持万达广场即便全部按估值 4500 亿元出售，距离 6000 亿债务仍有 1500 亿缺口。更严峻的是，截至 2024 年 6 月末，万达商管有息负债达 1375.61 亿元，其中 302.69 亿元需一年内偿还，相当于每天要还近 8300 万元利息。
3. 控制权旁落：万达早已不 “姓王”
为换取现金流，王健林不得不屡次出让核心资产的控制权。2024 年，太盟等机构注资 600 亿元后，拿下万达商管 60% 股权，董事会决策权旁落；更致命的是，若年底万达商管上市再失败，中东资本 440 亿元的回购条款将触发，王健林质押的 98% 个人股权可能清零，彻底失去对万达的掌控权。这种 “卖资产换时间” 的策略，最终陷入 “越卖越亏、越亏越卖” 的恶性循环。
三、突围：“卖卖卖” 之后，只剩上市最后一张牌
面对绝境，万达的自救早已进入 “倒计时” 模式。资产抛售成为常态，从 “万达广场是非卖品” 到两年内出售 96 座万达广场，王健林的执念早已被现实击碎。2024 年，万达通过出售资产回笼 500 亿元；2025 年 5 月，又将 48 家公司股权卖给太盟、高和丰德等机构，但即便如此，回笼资金仍难以覆盖债务缺口。
目前，万达仅剩最后一张 “救命牌”—— 推动万达商管年底前上市。但距离截止日期仅剩 3 个月，成功概率极低。即便上市成功，万达也需先支付巨额回购款，反而可能加剧资金压力。业内人士透露，万达正试图通过 “轻资产转型” 断臂求生：将万达广场的运营权与所有权分离，靠收取管理费维持现金流，但 2024 年 20 亿元的管理费收入，连 1412 亿元有息负债的利息都无法覆盖。
“限高对集团日常经营影响有限，但会加剧信心危机。”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供应商可能收紧账期，金融机构可能停止放贷，这将进一步挤压万达的现金流。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已开业的万达广场短期内不会闭店，但需警惕部分商场因资金紧张缩减招商、降低服务质量；购买了万达文旅项目预售产品的消费者，更要密切关注项目进展，防范交付风险。
四、反思：重资产模式的破产与企业家的警钟
王健林与万达的困境，戳破了中国民营企业 “重资产 + 高杠杆” 模式的泡沫。从 2017 年开始，万达就因高负债开启 “瘦身” 之路，但过度依赖房地产周期、盲目扩张非核心业务、对赌协议的致命风险，最终让这场转型沦为 “被动救火”。
“万达的教训值得所有企业警醒。” 中国企业研究院研究员李锦指出，房地产下行周期中，重资产模式的抗风险能力极差，而对赌协议等金融工具的滥用，更会放大企业的经营风险。对中小企业而言，“稳现金流” 比 “追规模” 更重要，盲目扩张最终只会被债务反噬。
目前，万达仍在与债权人紧急协商，试图通过债务展期换取时间。但对王健林而言，即便此次限高令能通过协商解除，6000 亿债务的窟窿与上市倒计时的压力，仍是无法回避的生死考验。从昔日 “地产首富” 到如今的 “限高名单常客”，王健林的经历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国房地产行业黄金时代落幕的缩影。万达能否绝境重生，或许将成为观察中国民营企业债务化解与模式转型的最关键样本。
